夜讀孫中山先生1923年港大演講稿

星期六那天跟大伙人走到荷李活道92-94號對面，談談《中國日報》的軼事， 順帶提到可以藉著遊歷太平山一帶先生負笈之地，走訪當中的學校、教堂等文教之地，從而瞭解香港如何在西方民主、科學、以至宗教倫理各方面影響孫先生的思想，直接間接引致辛亥革命的誕生。

回到家中，意猶未盡，重溫先生於1923年在港大的講辭，一看之下，果然沒有記錯，國父如是說“Where did I get my revolutionary ideas? It is entirely in Hong Kong."

可是更教人神傷的是，國父回憶初抵香港所面對的culture shock時，跟家鄉香山所作的比較，即便活在廿一世紀當中的香港人，那種感覺竟然還是似曾所識。"Where and how did I get my revolutionary and modern ideas? I got my idea in this very place; in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I am going to tell you how I got these ideas. More than thirty years ago (即1883-1892年左右) I was studying in Hong Kong and spent a great deal of spare time in walking the streets of the Colony (就像大家星期六那走在必列者士街、荷李活道一樣). Hong Kong impressed me a great deal, because there was orderly calm and because there was artistic work being done without interruption. I went to my home in Heungshan twice a year and immediately noticed the great difference. There was disorder instead of order, insecurity instead of security.

以下一段講及貪污的情況，更是可悲。歲月已經溜走百多年，情況不但未要改善，似乎還變本加厲。"among the government officials (指香港的官員) corruption was the exception and purity the rule. It was quite the contrary in China, where corruption among officials was the rule. I thought the Provisional Government would be better and went to Canton. I found that the higher the government the more corrupt it was. Finally I went to Peking, but I found things there one hundred times more corrupt and rotten than areas in Canton, and I was forced to the opinion that, after all, village government was the purest government in China.

讀完以後，還是想起國父遺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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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Yat-sen’s Address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hy I Became a Revolutionist”
~ Extract from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February 20, 1923 ~ (in PDF Format)

真正的深水埗可有人忽然關心？

本來永利街唐樓群得以保留是值得高興的，然而要是街道從此變成「錦繡中華」或灣仔「和昌大押」式的「膠化」景點，從此被矯揉飾情的fabricated memory強加身上，從此成為擁有金像導演、影后、影帝背書的公關spin案例，那便真的是嗚呼哀哉！因為一些自我陶醉自我滿足、漠視大環境紛亂只顧小宇宙浪漫的影像，使大眾忽視了永利街位處太平山區文教重鎮(文武廟、青年會、公理堂、舊中央書院等以至開埠早年附近報館林立)邊陲而印刷事業興旺的史實，忽略了該區自一個半世紀前(即1850年代)開始已存在的街道、人文、社區關係和歷史脈絡，忘卻審視士丹頓街和必列者士街貫連太平山和中環的中樞關係，或是縱走樓梯街、城隍街連繫堅道至皇后大道中所帶來的空間和時間壓縮，無視港九兩地的地理、人口、社區構成的差異，換來片面的1960年代虛構記憶，這樣子的保育實在使人痛心疾首。

本來已不想再評論《歲》片太多，可是看到戲中那些所謂「艱苦」歲月，實情又真的有多艱苦？戲中羅家一家四口好像很窮的樣子，但再窮也可以先後把兩兄弟送入名校，再窮也有錢可以「派片」送禮疏通一番。試問那年頭又有那個家可以這麼幸運地一家四口還有一個下舖上居的小天地呢？那年頭，普通人家閒閒地都一家六、七、八口，邊有咁多錢俾子女讀書。通常是長子、長女有些資資可以讀到小學，就算有幸可以參與「小學會考」，要不就是無錢交第一期學費而讀不上去，要不就是要中途輟學出來工作以照顧弟妹。這樣的故事，就是immediate families已經隨手找來幾個cases，更不消說親戚朋友的遭遇。要是真的要數下去，恐怕也只會越來越嘮叨，也就不說罷了。

其實真正叫人氣結的是，《歲》片以深水埗作故事背景，可是隨了那座CG嘉頓以外，就連半點九龍區的市井氣息也聞不到。工廠林立、流鶯苦力之類的寫照連側影都不見。好了，如今電影在柏林拿了個小獎，在中環拍了幾個月景，就把深水埗的根忘得一乾二淨。就在深水埗順寧道那邊，同樣是一排唐樓，生活環境更差，當中的居民更貧困，同樣面對市建局的壓迫，處境更無助，可是主流傳媒沒有關注，口口聲聲話自己在深水埗長大的又連「眼尾都唔稍一下」，這樣子永利街得以保存下來又有什麼意思呢？同樣在深水埗，醫局街桂林街項目又是在無聲無息地收樓、拆卸、招標而上馬了，一代儒學大師錢穆一手創辦的新亞書院故址，早幾年還好端端矗立在桂林街之上。「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的校歌隔個星期便得唱一篇，面對重建卻是無能為力，結果還是人去樓去，剩下的就只是一塊紀念牌匾或是一個小小的公園而已。試問一個柏林影展的靠觀眾投票而得來的獎，其意義怎會比得上保留一班南來文人在風雨飄搖的日子在香港撐起重振中華文化旗幟、上承北大下啟中大的地標呢？當看到人家千里迢迢來到香港對新亞先哲的遺跡多麼的珍而重之，就知道這是無論再長菲林、再多獎項也換不來的珍貴文化遺產。當看到人家台北市政府在龍應台的指揮下，把錢老先生故居「素書樓」修復得井井有條，人文氣氛濃厚，能不使我們汗顏嗎？不過，當年新亞先哲所要對抗的，正正是今天的主子，下面這班自顧仕途安穩的小吏又豈敢犯諱復兼對庫房作對呢？

於是，真正需要幫助的小市民又要以螳臂擋車，妄圖可以抵擋市區重建的魔爪；真正值得保存的文化歷史地標就此煙消雲散。剩下來的就只是點綴在龐然巨宅後面的一條短街、幾幢舊樓，totally out of place，totally out of context。Asia’s World City果然是一個叫人嘆為觀止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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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的中国 - 许知远

李敖：拜訪錢穆

“最后一位读书人”——钱穆

香港文化之旅（4）：新亚书院之桂林街

永利街內外的老城歲月

短短的永利街，歷史不算特別悠久，向來默默無聞。一齣《歲月神偷》，一個柏林影展獎項，就使這街斐聲國際，每逢周末總是擠滿「拍友」競拍沙龍。要是乘興而來，碰上人山人海，目下俱是高樓華廈，許或敗興而返。其實遊覽永利街，當不止一條街、一齣戲。永利街四鄰縱有城隍街、樓梯街等，橫有荷李活道、歌賦街，堪稱維多利亞城文教重鎮，既是孫中山先生負笈之地，復見魯迅先生留下聲聲諍言。近二三十載，太平山區人流稀疏，適逢港產片蓬勃，當中里弄成為取景熱點，一時星光熠熠，漫遊其中自是目不暇及。

平行永利街的必列者士街，如今人車疏落，往昔卻是連貫中環至太平山區的幹線。街上地標必數1918年落成的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會所，大樓外貌古雅內則功能齊全，備有泳池、跑道、禮堂等文娛設施，乃係戰前舉行大型活動之上乘場地。最廣為人知者，當為1927年2月魯迅先生先後演講《無聲的中國》及《老調子已經唱完》；及後先生於1936年病逝，本港文化界復於此間舉行大型追悼會以資紀念。如今走在街上，似乎依稀還聽到濃烈的紹興口音在朗讀「凡有老舊的調子，一到有一個時候，是都應該唱完的」，讓人頓悟歷史的不斷輪迴。就在沈澱濃厚歷史的街角，《大隻佬》(劉德華)在昏黃街燈之下，舞弄風中紙巾，彈指間讓女警李鳳儀(張栢芝)領悟了另一場因果業緣的輪迴。同一條街，同一建築，現實中的文學巨匠，光影裡的智慧禪師，文字與鏡頭互為作動，為太平山區增添幾重可堪咀嚼的文本。

太平山區可謂無處不是歷史，隨處都是鏡頭。青年會對面的公理堂，又見《君子好逑》的阿輝(譚詠麟)力追窈窕淑女Jo Jo(林青霞)，來到門前把佳人一抱入懷，配樂即時響起《愛的根源》。公理堂似乎總是根源所在，多年前就是革命思想的根源。公理堂舊址位於必列者士街2號，即今街市所在。1883年孫中山先生移遷香港，入讀東邊街之拔萃男書室(亦即《歲》片導演羅啟銳的母校前身)。旋踵先生於公理堂受洗基督教，並寄宿於教堂三樓。一年後國父轉業於中央書院，該校座落歌賦街44街(今基恩小學)。從教堂對面的城隍街拾級而下，不消三分鐘即達書院。歌賦街拐個右彎，沿鴨巴甸街走到荷李活道交界處，又是先生習醫之地 — 香港西醫書院故址。從必列者士街出發，方圓數百米盡是那年頭的文化、教育、宗教要地，也是國父啟蒙基督倫理、西方科學、以至民主法治的源頭。儘管《十月圍城》劇情多為杜撰，縱橫這幾條街道，未必會親歷「維多利港最驚險的一天」，然而總可體會「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如何在潮濕的空氣裡萌芽。途經鴨巴甸街與結志街交界，更會目睹楊衢雲(張學友飾)在1901年遭人暗殺，又或來到荷李活道92-94號《中國日報》昔日所在，陳少白(梁家輝飾)奔走印刷機之間的光景，彷彿也活現眼前。

偉人事蹟偶像身影說得太遠，也該回到永利街去。永利街僅存的一排唐樓前，躺著一條耐人尋味的樓梯，只能通到街市的後面，卻又不能走進街市。翻查昔日報章，始知戰後的永利街的山邊還佈滿木屋，該處並無食水供應，居民惟有每日上落六十八級樓級，往街市後邊水喉取水，一幕幕猶如《七十二家房客》的畫面，直至1970年永利街口新設水喉方才告終。更叫人詫異之處，卻是中環首善之區，不過三十年前依然住滿貧民，使人慨嘆香港地財富來去匆匆，一座城市轉眼間便由混沌貧困變成暴發跋扈再變成裹足不前，外邊景物換了幾許，惟有巷中桃花依舊。

從舊報章中梳爬永利街事跡，鮮見大事發生。偶有見報者，俱是搶劫、聚賭、爆竊等「小兒科」。位處中環上環之間「環頭環尾」，不遠就是中央警署暨域多利監獄，這一帶還算是治安靖平。其實從前香江生活艱難，當街「老笠」乃係司空見慣，財不可以露眼的民間智慧更是從小學懂。如今《歲月神偷》「落戶」永利街，戲中小弟羅進二(鍾紹圖)把米字旗偷走，也可算是「恰如其分」。說來湊巧，附近取景的幾部電影，也總愛穿插一些盜竊場面。永利街向西走到盡頭，連接老沙路街，旁邊儒林臺幾級石階，橫亙一幅舊時石牆，就是《新難兄難弟》的楚原(梁朝偉)月夜倒回六十年代的「春風街」街頭。儘管此戲多在片場拍攝，當中老父楚帆(梁家輝)義釋小偷墨七(張之亮)之橋段，放回永利街附近的環境脈絡，竟又異常配合，一幕昔日「江湖救急」的故事也變得順理成章。垂直老沙路街和永利街的樓梯街，又是另一電影取景熱點。來到九十年代，《都市情緣》的梁志武(黎明)和 Jo Jo(吳倩蓮)，便為了一宗街頭搶劫的誤會，差點錯失一段霧水情緣。沿著樓梯街的梯級往下走，又見到成功擺脫《跟蹤》的悍匪陳重山(梁家輝)，來到摩羅上街旁的古玩店交易劫來的贓物。

永利街對面的華賢坊堪可一遊，街內雖無電影取景，卻見等待清拆的完整社區。典雅的樓房，別緻的圍欄，井然有序的門廊空間，隱然提示從前的住客當是薄有家財之輩。翻查戰前報章，果然有所發現。1905年《華字日報》一則華賢坊內刧案的新聞，當中的住客便包括煤氣公司書記及收銀員各一，以當年標準視之可視為優差兩份。1928年《工商日報》報導另一則坊內發生刧案，更可見早年省港關係之親密。話說華賢坊10號3樓之戶主王耀棠，乃係馳名省港之王老吉涼茶店東主，家中住有妻妾各一 （那就是《胭脂扣》富人妻妾成群的年代，順帶一提片中如花(梅艷芳)深宵到報館刊登尋人廣告一幕，也在不遠處的荷李活道拍攝）。某日一名刧匪訛稱包裹自廣州寄來，王妾應門即被剪刀威嚇，戶主與之糾纏，其時鄰居相繼鳴笛示警，疑人隨即被一名潔淨局(即市政局前身)清道伕管工制服送警查辦。一單毫不起眼的戰前家族糾紛，倒是凸顯從前上流與市井近在咫尺，彼此不但相安無事，更會守望相助同心抗賊，不似如今階級矛盾日深。華賢坊內，一幢幢空房門前貼上的標語，留下小業主深深不忿的控訴，控訴著市區重建的種種不公。

截稿之時閱報得知永利街重建勢將如期上馬，無須為一齣得獎電影而擱置云云。其實大家所珍惜的，又豈止是一條街、一齣戲。遊連山城街道，為的也不只是緬懷昔日老城華洋雜處的時光，為的更是見證和思索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何從跌宕中走向共和，擁抱現代。

註：本文經刪節後以「《歲月神偷》 偷不走的老城歲月」為題於內地《時代周報》2010年第69期刊出。此處為未經刪減的原版。